今日365bet提款规则_365bet中国客服电话_怎样获得免费office365，往昔称处州，中古叫栝苍。要算起它的历史来，颇为悠久而茫远：从遂昌好川出土的文物鉴定，可追溯至公元前4300年的新石器时代；从历史文献记载，则能上溯到5000多年前的炎黄时代，称之“古缙云之墟”。夏、商、西周，区宇属瓯。《尚书·禹贡》分全国为九州，瓯地隶于“扬州之域”。春秋战国时期，瓯先属越国，越亡后归楚。秦统一六国，始皇分天下为三十六郡。而后，征服百越，增设的闽中、南海、桂林、象郡，同为不毛的“蛮荒”之地。古栝苍归属闽中郡。西汉，先隶于东瓯国。因国王附逆，为武帝所废，瓯越之民悉徙江、淮，其地遂空。后先民复聚，昭帝置为会稽郡。瓯越之地既不临近长江，更远离黄河，复聚的生民寥寥，宇内人迹罕至，故开发迟缓。

山国幽都  立县迟迟

直到东汉，“栝苍”一词始见于史籍。其后，声名渐显。昭帝于会稽郡北，析置回浦县（包括今温、台、丽三个地区）。东汉光武时，改回浦为章安县。汉末献帝，将章安南乡析置松阳，此为栝苍建县之肇始。栝苍地处山乡，岭路未通，人员往来艰难，区宇的发展自然受限。这可以从史乘、方志与文人诗文的历史碎片中，得到充分引证：

自三国孙氏据有江东，开拓土宇……分大末置平昌，属临海郡……斯时，处州（当为“栝苍”）山乡已设二县，松、遂隔岭，道路未通。

晋时，松阳为永嘉属县，惟大溪一路可通，逆水而上，舟行四百里，始抵其县。四周皆山，一幽都也。

刘宋……松、遂二县始通，齐、梁、陈一如宋旧。……而西北东南数百里，仍皆荒山。此未立处州以前之大略也。（清光绪二年《青田县志》卷一《处州府青田县沿革通考》）

“栝苍”最早分立的松阳、遂昌两县，在隋、唐之前，因为是“山国草茂木密，其境幽暗，目不及远，禽兽率多偪（威胁）人，故立县较迟”；即便建了县，也没有像样的严邑和城池，甚至连草市和集镇也尚未出现。

建州立郡  有治无城

到了隋、唐时期，中国北方的城市已开始兴盛，南方也出现都会：

草市迎江货，津桥税海商。（唐·王建《汴京即事》）

夹路列店肆，待客酒馔丰。（杜佑《通典》开元二十三年）

诗作正是形象地反映唐代北方黄河流域、长江流域的都市与城镇空前兴盛的特定风貌。而此时江南的钱塘（后改名为杭州），虽已是名郡，却仍然是默默无闻的小县而已，更别说山国之松阳、遂昌。

隋开皇九年（589）， 处士星见于分野，因置处州。（《名胜志》）

此为“栝苍”建州之肇始。建州自然得有州治，因它是“一方政教所自出，千里人心所由萃”。而处州的州治，最先是设立在栝苍山麓：

旧城在府东南括苍山麓，亦曰括州城。（清雍正敕修《浙江通志》）

关于栝州城，中唐诗人刘长卿对它有过具体而形象的描述：

城对寒山开画戟，路飞秋叶转朱轓。江潮淼淼连天望，旌旆悠悠岭上翻。（《饯王相公粗牧栝州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一百五十一））

劝耕沧海畔，听讼白云中。树色双溪合，猿声万岭同。（《送齐郎中典栝州》，《全唐诗》卷一百十七）

栝州城的北、东、西三面，红岩峭壁，陡绝环立，可作为天然屹立的城垣。“城对寒山”，吏员“听讼白云中”，“岭上”“旌旗悠悠”，正是描写括州城“依山”而建、随形就势的状貌： “路转朱轓”，正表明州治内虽有小片平衍土地，却尚无像样的市井与街巷；“江潮淼淼连天”，是州治东南“傍水”才可能见到的景象；“树色双溪合”，写的是东面的好溪与正南的大溪交汇的风貌。这哪里有都市或城镇的样子？

其地当大溪之冲湮，崖峻水驶，平衍不能半里，市井街衢作何位置？且潦水时，至腾涌辄丈计，板干垣墉何由得立？（清道光版《丽水志稿》卷一）

市井街衢都无法布局，更别说“板于垣墉”以及城墙的修筑；就连州治官署的一些简易建筑，也经常遭受洪水的威胁。看来隋朝虽已设立州治，但却无像样的州城。

唐朝初年，丽水县治一度移至州治西南三十五里的芝溪（今资福村），这自然也影响原有州治的拓展与州城的兴筑。随后，由于农业技术的进步，手工业的兴起，商业交易的活跃，原州治也一度向厦河北面一里多处的南桥（今梅山中学东侧）一带拓展。后来，南桥之北曾出现热闹的街市。但是，终究因为州治所在地势低洼，常受洪水冲击与浸淫，不得不搬迁，改址再建。

唐贞元六年（790），刺史齐抗以旧州湫溢，屡有水灾，[西]北移四里，就高原上。（《元和郡县图志》）

二徙的州治，是建在旧州治西北的“小栝山之巅”，正好与万象山“岗阜相连”。其地理形势为：

南带大溪，西列屏障。北则梵宫，钟鱼之声相闻，东则万室，栉比错落。茂林修竹间，楼阁亭台高下隐映，一郡胜概尽在几席下。然陡绝诘曲，其路为九盘，陟者病矣。（明成化版《处州府志》卷第一）

晚唐的卢约（不详—907），原为唐王朝军事将领。唐会昌四年（880），参于过平定潞州之乱。唐广明元年（880），他曾和侄子卢佶倒戈响应王仙芝、黄巢大起义，乘机占领处州城。他“据州为刺史，自镇一方，多所建置。”（《栝苍汇纪》卷之十四）为了防御唐王朝及其他割据势力的进犯，他会在小栝山山巅兴筑城堞与兵署，建造炮台与营房之类。至于其他建筑，从当年官吏“寄治[山下]民舍，迁徙靡定”可知，山上局促已无法兴造郡斋与吏宅；而市井、街巷、庙坛之类，山巅更是无法布局。

作为“山国”“幽都”的处州，浙江的“末郡”“奥区”，直到北宋新州治仍然没有像样的城市：

城临古戍寒芜宽，路转荒村野彴（独木桥）危。几处唱歌闻白苎，谁家酤酒见青旗。蝶随游骑穿花径，犬吠行人隔槿篱。桃李成蹊春尽后，鱼盐为市日中时。（杨亿《郡斋西亭即事十韵》）

触石云频起，衔山日易斜。潮平聚渔市，木落见人家。（杨亿《到郡斋满岁自遣》）

桑林麦垄依稀是，只欠秦川万里宽。（秦观《游文英阁》）

新州治仍然是“城临古戍”“路转荒村”、满目荒芜、宁寂一片；只在潮平与日中，东南面的江城才有渔盐市场。整个州治给人的感受，依然是处境偏僻狭小，环境局促闭塞。

中唐至北宋，原先的括州城已被称为古城。它非但没能继续拓展开来，反因州治的迁出而渐趋冷落，仅供政要权臣和骚人墨客栖隐与踏访的胜地而已：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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刺史何年宅，而今桑柘村。悬崖苍藓合，叠壁野云昏。水面春风皱，花枝暮雨痕。我来访遗迹，只有断碑在。（南宋·许尹《洞溪》，《浙江通志》卷二百三十四）

唐贞元（785—805）中，刺史李敬仲爱其林壑之胜，买山筑室于古城；任满离职后，原先构筑的宅舍被改为僧寺，称之广圣寺；晚唐段成式根治恶溪后，人们在寺旁建起思贤亭；另有种桑养蚕村民的迁入，栝州城已变为“而今桑柘村”。

始建城池  布局街道

小栝山东南一带，由于地势稍微平坦，人口经历几百年的聚集，生产不断发展，开始有集市交易，水运开始发达，厦河成为埠头。史乘有载：“贞观二十一年（647），唐太宗下令栝、杭、婺等江南十二州，造海鹘船数百以征高丽。”栝州在唐初已成为中国船舶建造的重要基地；到宋“真宗[天禧]五年（1021）奉命打造航船605艘，占这年各地造船总额的首位”。唐中和元年（881）至五代梁开平元年（907），处州渐渐地建有城池。北宋宣和四年（1122），黄裳的《处州重修郡城记》有载：

括苍依山为城……惟东南一面，形势稍缓，下接平陆。旧为门二，以通寰阓（市场）。缓急有警，则精兵锐士得专力于一隅，故要而易守。询之故老，或云僣伪时卢约所筑。……东南城池，因仍弗治，颓废堙芜……东南被贼，州郡城壁弗完，其议修筑。

经过州守黄裳、通守石端中发动民工，用了四、五个月时间，在唐城旧址上筑起城围七百九十二丈，其高三丈有五；以往的旧城门，也“易而新之”。重修后的新州城，已是“要而易守，险而难攻”。那种“处州城屹立于青山绿水之间，历经数千年时光荏苒”（《处州六门》，《丽水史志》2021年第2期）的论断，“自隋至宋，处州无城垣，赖山水为屏障。至元朝，始筑城”（莲都区政协文史委编《古城处州》，中国文史出版社，2013年，第25页）的说法，显然都属主观误判，均无视处州建州、郡才有1400余年，而筑城则已有900余年历史。

宋绍兴（1131—1161）初，宋都南迁，中国政治重心开始南移。“绍兴和议”（1141）之后，形成宋金对峙局面。“京都（开封）细民，[逃]往东南者甚众。”南方人口随之大增，加上南方天然资源本身就丰富，全国经济重心也迅速南移。

南宋时期，处州离京城杭州颇近，是经济、文化与城市飞速发展的时期。宋代的瓷业中心转移到处州；造船业再次勃兴；农业引种了占城稻，大量开垦“层起如阶”的山垄田；手工业开始发达，出现不少作坊；商业颇为兴盛，市场自然相当活跃。“宋室南渡，四方之民云集二浙，百倍常时。临安之外的处州等地，也有许多来自北方人。”（季宗希主编《365bet提款规则_365bet中国客服电话_怎样获得免费office365交通志》，海洋出版社，1993年，第88页）

由于州治规模不断扩大，处州旧城遂成为繁华的市。万象山东面，已形成三条东西向的横街：

自太平坊经驿前、府前到镇东楼；自梨园市经天后宫、仓前至府学（今处州中学）；自濠头街经南明门至应星桥等东西向横街。（引文出处同前）

到南宋开禧年间（1205—1207），南边应星楼横街已是相当繁华：“儒宫道观，通衢列肆，鳞差擳比总寓目前。”（叶宗鲁《应星楼记》）

城中水也修有两渠：

宋庆元三年（1197），州守赵善坚于城西北，导丽阳后溪水，逶迤至通惠门，潴为莲渠。南流入城，经清香桥，潴为净池。析而为二：一西南流经张公桥，又南经濠头街，又东南经梨园市，又经广运桥至应星桥，出城入大溪；一东流过通惠桥，经总兵署前，又东潴为叶塘，又东经黄灵桥，又东经明秀桥，至镇东流出城。(民国版《丽水县志》卷三)

处州城依山傍水，面临大溪，是典型防御型城市。又导水入城，修建两渠，“藉以熄火灾，毓文风”，更适应新修筑的横街居民的生活所需，且有力推动城市化的进程。

处州州城的拓展，一直受制于自然地理形势：城西北高坡海拔120米，东南大溪河岸降至海拔50米，中间红岩低丘岗地为冲沟所分割，由西向东倾斜。城中正如民谣所咏：“处州城是仙人造，七岭八山九银桥。”所以在街衢布局上受制约颇多，不可能有如西安旧城“似围棋局”那样整齐划一的街坊，有“如种菜畦”那样宽阔笔直的街道，而是显得弯曲不直，且崎岖不平。南宋末年，又有外族长驱直入，国家一直处于风雨飘摇当中，王朝气息奄奄而朝不保夕，社会经济陷入衰退，处州老城的建设一度处于停滞状态。

自元朝以来，处州旧城就以枣山之南的府前地段为中心，以通惠门至岩泉门为北城与南城的分界。全城已形成三纵两横的五条街：西起通惠门，经太平坊、驿前、府前、县前至岩泉门的横街，就成为城内最老的大街，全长约800米。西端通惠门还是曳岭古道的起点，东端岩泉门为栝苍古道起点，因而横街过往行人摩肩接踵，热闹非凡。濠头街，起自通惠门，穿过姜山、万象山下的张公桥，再经桂山路白塔头（孔庙前），直至济川门的水运官埠。这是由北向南的街道，街虽为纵向但多弯曲。太平坊街，处州卫西南的卫前街（今区政府前）为起点经黄灵桥、泗洲楼，过澄西铺至丽阳门出城，全长近千米。此为北门入城的主街。前街，自水运官埠济川门、经南明门、应星楼，东抵行春门，全长约千余米，此为水运兴旺、商贾云集的闹市之街。新街，自仓前桥头直抵南明门，街道很短，不足200米。而南明门适应航运发达的需要而建成的水运埠头，却是处州城水陆交通的重要纽带。

修建新城  拓展街道

元代社会，由于全国政治中心又北移，北方城市在复兴，南方浙江的城市，由于战乱遭到极大破坏。而处州是 “四塞之国”，受战乱影响相对较少，而城镇人口仍在增长，城市也有继续发展的需要，路首果断地决定迁徙路治，创建新城：

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），处州路总管斡勒好古、万户石抹良辅议欲修筑，因旧址之半，委丽水县尹韩国宝督役。东北掘地为池，因土为城；南以溪为池，壅堤为城；西就山为城，即溪为池。城垣周围九里三十步，高阔不等，城身长计一千五百八十六丈七尺，分军守焉，郡藉以为固。（明成化版《处州府志》卷第一）

欲议修筑的当年,路总管斡勒好古、万户石抹良辅得地于城东南宋相汤歧公之故地——枣山（今纳爱斯广场西北侧）之东南，“乃出公币市之，以创郡治”。这就是州治迁入新城的“三徙”。而小括山巅的“旧州治始在城外”。修筑的新城则“因旧址之半”，即万象山下的东侧加以伸展拓宽。

当州城有了一定的规模，城堞渐趋完整，城门与城楼等必要标配也就逐渐修筑。元至正十一（1351），“闽寇”侵犯处州，而本地“山寇”又起，石抹宜孙采纳刘基建议：“筑州城，为御敌计。”元朝后期，战火四起，给经济与社会带来严重破坏，不少城市被毁灭，许多市镇变为废墟。处州经历战火与动乱，人口锐减，百业萧条，城市逐渐萎缩。

国朝因旧，每加修筑。城楼六座，每座三间，垛头三千零六个。窝铺六十九座，官厅六座，月城四座，望楼二座，敌楼四座。洪武初建，岁久崩塌，惟存故址。（明成化版《处州府志》卷第一）

明洪武初，府城因“岁久崩塌，唯存故址”而“每加修筑”；又兴建城楼、月楼、望楼。明朝立国之后，浙江区划虽开始稳定下来，但城镇建设止步不前。处州府城的恢复与发展相当有限，一直处于低迷状态。明中期，处州府仅有10.5万户，其中庆元、云和、宣平三县相加不足7000户。由于人口不多，社会经济发展相当有限，但府城发展却重新走向兴盛，呈现一派繁荣景象：

景泰（1450—1456）间，山寇攻城，监察御史李俊、指挥使余春，重新建造城门六座：一曰望京门，在府治北，又名丽阳门；一曰迎春门，在府治东，又名岩泉门，俗呼火烧门；一曰行春门，在府治东南，俗呼下河门；一曰春风门，在府治南，又名南明门，俗呼大水门；一曰济川门，在府治西南，又名括苍门，俗呼小水门；一曰通惠门，在府治西，俗呼左渠门。旧有子城，城上有楼，祠少微星君，因名贤星郡。今城与楼俱废。（明成化版《处州府志》卷第一）

所谓“其六座城门源于隋”“六门一直都在” （《处州六门》，《丽水史志》2021年第2期），那是信口开河。“罗马城不是一日建成的”。在隋朝，处州是有州治无城垣，又哪来城门。城门的标配是城市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，处州的城门要到南宋以后才有。据2011年下半年出土的叶如孙撰写的墓碑：兄嫂于“宝佑二年（1254）良月丁酉合祔行春门外城”（2011年12月考古发现），可知宋末就已有行春门。其它五门也应是先后陆续建成。明景泰年间，当属“重新建造”。重建的六门，比起原先建造的自然更完整壮观、高耸雄伟。至此，州城基本框架已定，规模更加宏伟，城市也更加像样。而新城的街道，仍保持原先“三纵两横”的格局：

府前街  南抵纱坊，东抵岩泉门，西抵通惠门。濠头街  北抵通惠门，南抵济川门。太平坊街  北抵望京门，南抵卫前街。前街东抵行春门，西抵济川门。新街南抵南明门，北抵仓前街。（明成化版《处州府志》卷第一）

明朝后期，官僚统治越来越腐败，贪官污吏营私舞弊与恣意妄为，贫困的市民和工商业者纷纷破产，城市发展再度受阻，重新走向衰落。期间，府城只是有过小修小补：

嘉靖四十二年（1563），知府张大韶重修，包以采石，颇称坚致。……崇祯（1628—1644）初，行春门城楼圮，知府朱葵建，额曰“开泰”。大水坏颦濒溪城，知府朱葵、推官王明汲重修。（清光绪版《处州府志》卷之五）

明清之际，满汉地主阶级对劳动人民进行残酷剥削和压迫，对各族人民的反抗实行血腥镇压，使社会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全国呈现一片凋敝的景象。 “人民多遭惨杀，田土尽成丘墟”（《明清史料·丙编》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，2008年，第783页），反映的正是战乱后江南的惨象。处州本来地瘠民贫，又经历改朝换代，血洗屠戮，旧城再次受到严重破坏。而地方政府与群众，在战后努力恢复生产，积极重建家园。清顺治十五年（1658），府城城墙有增筑。过后又是平“三藩”耿精忠部，清军占地攻城，处州旧城再次受到破坏。过后，大水多发，城墙屡坏屡修，旧城与街道格局虽未变，可已渐趋衰败：

地僻人烟少，城荒虎迹通。（刘大中《初赴处州》，选自《越风》）

万山丛里一孤城，曾被洪淋又苦兵。未听鸡声传日午，惟看虎迹印沙明。道旁破屋多无主，原上荒田久废耕。（康熙朝道员李玗《栝苍杂咏》）

山城如斗大，四面总环山。（袁枚《登白云山望处州城》）

即便处在清王朝康熙、乾隆的盛世，处州旧城也显萧条冷落、毫无生气。

清朝中期，为州县的城市走向成熟与传统城镇全面兴盛时期。处州旧城大体保持原有“三纵两横”的格局，但街道已有延伸与拓展，街名也作了更改：

中直街  南自南明门，至富山折而东北至府治，又折而西北到望京门。

东直街  东南自行春门，西折而北，至岩泉门。

西直街  西南自括苍门，折而东又北，至县学（孔庙山）前折而西又北，至通惠门。

南横街  东自行春门，西至括苍门。

北横街  东自岩泉门，西至通惠门。（《丽水志稿》卷一）

三纵的街名虽都曰“直”，其实多有弯折。中直街起自南明门，经“折而东北”“折而西北”至丽阳门，是自南至北贯穿全城的轴心与主街，全长约折2000米。东直街起自岩泉门，过龙门岭、文昌路至岩泉门。原先过往行人颇多，后来却变为狭窄的冷弄。西直街即明朝的濠头街，如今的桂山路，多折而弯曲。桂山路小水门一段，如今多成巷弄，经历多次火灾，已找不到街道旧貌。南横街，即明朝的前街。北横街，即明朝的府前街。

旧城凋敝  千疮百孔

近代，英、法等列强的入侵，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，封建自然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处州旧城渐趋凋敝。

丽邑峰环岭匝，不独山径崎岖，即通衢间亦窘步。近岁，次第葺治，皆成坦途，厥功甚伟。举其大者汇书于后：道光六年（1826），南自府前至南明门，东至岩泉门，西至通惠门，北至望京门，西南至括苍门，东南至行春门，皆易以石板，计用钱六千七百緍有奇，邑人颜学贤所捐也……（民国版《丽水县志》卷十四）

这是六门之间街道路面的一次大修——将鳞次的溪石改换成青石板路（中间横铺以1米长、30厘米宽的石板），两旁用较小的石板铺阴沟，店门前砌以鹅卵石，使原先“举步磊块”，“皆成坦途”。

清咸丰八年（1858）和十一年（1861），同治元年（1862），太平军又三克府城，城墙与街道再度受到破坏。

[同治]六年（1867），知府清安集民资既罚锾，修城壕。自北而东者，绕岩泉门，迳行春门，抵外教场；自北而西者，绕通惠门入城，南临大溪，无壕。（清光绪版《处州府志》卷之五）

处州旧城先有了府治、府学（文庙）、公署（分司都馆）、兵卫，后又有了市井（唐宋的坊巷，元明的驿铺，清的隅铺）、街衢、坛庙、寺观，最后是筑城墙与修城壕。至此，旧城的修筑才完整，所有的标配齐备。留存的清光绪三年（1877）绘制处州府城图，就显得非常完整而壮观。

辛亥革命虽废除了帝制，改易了国体与政体，还废科举，变学制，传授新学，将学堂改为学校。处州区划也多次调整，但是半封建半殖民的社会性质没有改变。民国初年，外患更兼内忧，反袁世凯称帝、段祺瑞专权与张勋复辟，军阀连年混战，政局变幻，社会动荡，民众生计艰难，旧城换不上新颜。后来，国民党大搞“白色恐怖”，企图消灭共产党。民国中期，日寇铁蹄所到之处，烧杀抢掠无恶不作，全国人民水深火热，奋起抗日救亡。1942年至1944年，丽水两度沦陷。期间，日寇出动飞机420架次，投弹1296枚，12237间房屋（城镇占大部分）被毁，年久失修的旧城再次遭到毁灭性的破坏。抗战期间，也不是一点没有建设：拆除了城西的一段城墙而造了运动场；城外修筑通往各县的公路，1938年沿城墙内也修起4.86公里长的环城公路（自后庆桥至城东路口），方便了市民交通；街道既取名又更名，以鼓舞市民奋起的抗战爱国热情。

抗战胜利后，是三年内战，解放军消灭国民党反动派军队，将蒋介石和残余势力赶到台湾。期间，国统区老百姓处在暗无天日之中，饥寒交迫，度日如年。处州旧城经历战火兵燹，变得千疮百孔，一派惨象。直到1951年秋，我来丽水城内，随处可见断垣残壁、焦土瓦砾、冷岭荒丘，以及成片菜地与稻田，城市不像城市，如同乡下破败的集镇，留给新中国是满目疮痍的烂摊子。改造旧城与扩建新城（南城与东城），拓宽旧街与新辟街道，是新政权在“文革”之后面临的大事。

总之，自元迄20世纪60年代，处州旧城经过大修小补，规模虽“有大小之殊”，却再“无迁徙之役”。

处州旧城与街道，是我区宇走向成熟和文明的标志。它积淀有深厚的区宇历史、经济、文化：旧城，自中唐贞元六年（790）开始兴建，至今已有1200多年历史。街道自南宋至今也有900多年历史，从中可以了解处州历史发展的脉络；反映区宇经济曲折发展的轨迹，百业的潜滋暗长，兴盛衰落；官署、兵卫、市井、街巷、庙坛、桥埠、城壕等府城标配，是主政者、吏民辛勤劳动的结晶，有极高的文化、艺术、科学价值。对处州旧城和街道，我们有责任梳理其发展变化的脉络，更需要经常加以追忆，以提高民族的自信心和自豪感。

（作者单位：丽水学院）